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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审判 | 刑事大案里的法治四十年

目录:网站公告发布时间:2019-01-04 09:58:16点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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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说刑品案



刑事政策四十年之演变


1978年以来的40年,是刑事审判拨乱反正的40年、快速发展的40年、改革创新的40年和发生巨变的40年,刑事审判理念的内容之丰富、变化之快速、传播之广泛和作用之巨大,为其他领域所罕见。回望这40年的刑事审判,眼前如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缓缓铺展,时而惊涛骇浪风起云涌,时而光芒万丈海阔天空。而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成克杰案、聂树斌案引领的经典案例,因其不同的时代背景,清晰地展现了40年来刑事审判政策的演变。

 

拨乱反正


“这是‘无法无天’时代的结束,是以法治国的新时代的开端。”19811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0名主犯进行了公开宣判,《人民日报》次日刊文如是评价。



“两案”从19801120日开庭至宣判当日,全国先后有6万多人次参加了审判旁听,新闻、报纸、广播作了充分的报道,有亿万人收看了审判电视。这既是一次普遍生动的法制教育,也是对当时刚刚重建的法制建设的检验。


为恢复社会秩序,1978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工作方针。19797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一天之内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等七部法律。这就是法治史上著名的“一日七法”。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长、法学博士于同志介绍,早在1954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过时,刑法的制定就被提上日程,历经25年、37稿终于表决通过。其指导思想是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强调保护公民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反思“文革”十年“无法无天”的状况,这部刑法规定了很多禁止性条款,如:严禁刑讯逼供;严禁聚众“打砸抢”;严禁用任何方法、手段诬告陷害干部、群众;严禁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严禁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扰乱社会秩序等


于同志说,1979年刑诉法构建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框架,对刑事诉讼程序首次作出统一规范,要求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由专门机关依法行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尊重被告人的辩护权,确立了审判公开的原则,专章规定了管辖、回避、证据、强制措施、附带民事诉讼、死刑复核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等内容,对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审判、执行都有明确规定。很多提法现在已深入人心,如: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等。


为纠正以党代政、以言代法、有法不依等错误习惯,党中央于19799 9日发出了《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中发[1979]64号文件),在党内文件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取消党委审批案件制度,要求各级党委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使之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两法”(刑法和刑诉法)的颁布,使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工作进入了既有实体法又有程序法可依的新阶段。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正是依照“两法”的典范。如刑诉法规定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因此,特别法庭在查证证据上做了大量工作,对各种证据873件进行了反复的审查,先后向被告人出示和宣读了档案、信件、日记、笔记、讲话记录和录音等经过鉴定、验证的原始书证和物证共651件次,通知被害人和证人到庭陈述和提供证言共49人,做到了凡是认定的犯罪事实,都有充分的确凿的证据。


在法庭辩论时,特别法庭依法保证了被告人行使辩护权和辩论终结后的最后陈述权,既不因被告人过去的地位高、权势大,而在犯罪后使他们可以不受法律制裁,也不因被告人是人民最痛恨的人而剥夺他们在法庭上依法享有的辩护和陈述的权利。


最终,对10名被告人的定罪处刑也不像以往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而是适用刑法。在19813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报告时,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兼特别法庭庭长江华指出,“特别法庭注意了以下两点: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必须经过法庭审理,事实是清楚的,证据是确凿的,才予以认定;对每个被告人的定罪量刑要按照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认真地给予考虑。”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是我国健全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开端。法治重新受到重视,并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各级法院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到1981年底,全国法院共复查“文革”期间判处的刑事案件120万件(其中,反革命案件近30万件,普通刑事案件90多万件),从中改判纠正了冤假错案30.1万件,涉及当事人32.6万人,对于医治创伤、稳定政治局面、恢复党的威望以及促进现代化建设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重典治乱


197999日下午,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江浦路口,执勤交警发现一青年抢夺一农民出售的螃蟹,对该青年进行了体罚,引来附近群众围观。一些人趁机攻击多名民警,阻拦途经的小汽车,向公共汽车内投掷石块,推翻农民的菜车,乱抛蔬菜,抢夺过路群众的手表、皮包、皮夹等贵重物品,公然猥亵妇女。上海警方先后出动300余名民警维护秩序,至午夜人群方才散去。此案先后拘留、逮捕流氓分子31名,其中,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7名,劳动教养11名,少年管教1名。


这起震动中央的恶性刑事案件被称为控江路事件”,此时距刑法在全国人大通过仅两个月。其后几年类似影响恶劣的案件又陆续发生:19801月,广东广州滨江东路发生袭击、杀害民警的“滨江路事件”;198010月,北京火车站发生自杀性爆炸案,炸伤89人,抢救过程中9人死亡;19813月,河北承德发生特大摧残少女案19814月,北京北海公园强奸案中三名女中学生受害;1983东北“二王”特大杀人案中公安执法人员和无辜百姓共死伤18人。


于同志介绍,“文革”结束后,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大规模流动,社会管理从高压控制型向宽松管理型转变,“十年内乱”的后遗症突显,各种刑事犯罪特别是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大量发生。除上述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案件,在经济领域,还有王仲贪污腐败被判死刑案1983年)、福建晋江假药案1986年)、杜国桢诈骗、走私、投机倒把、行贿、受贿团伙案1986年)等。其中,王仲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贪污腐败被枪毙的县委书记。他在担任广东海丰县委书记期间,利用职权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总额达6.97万元,腐败行为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因此,王仲案也被称为“改革开放第一案”。



为因应这一新的形势,1982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严惩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坚决打击走私、套汇、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盗窃公共财物、盗卖珍贵文物和索贿受贿等经济犯罪活动,对刑法的有关条款作了相应的补充和修改;19839月出台《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至此,为期十多年的“严打”(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分子)大幕徐徐拉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出台了24个单行刑法,增加了100多个罪名,提高了许多罪名的法定刑,并增设了40种犯罪的死刑。至1997年刑法修订之时,死刑罪名已由1979年的28个上升到75个。


立法上从重、从严惩治犯罪,程序上,则是从简、从快。1980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对现行的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这一决定成为死刑复核权下放的开端。此后随着毒品犯罪的迅猛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又于1991年至1997年间,分别授权云南、广东、广西、四川甘肃贵州等六个省、自治区的高级人民法院,对毒品犯罪死刑案件行使核准权。


在“严打”政策的讨论中,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提出,在“从重从快”前应加上“依法”二字,得到中央采纳。在 19803月全国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会议上,江华强调,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而不是离开法律的规定,越重越好,越快越好。他明确提出,依法从重,是指依照刑法的规定,在量刑幅度以内,从重处刑;依法从快,是指依照刑诉法的规定,在审理案件的时限以内,从快审结案件。


198111月,最高人民法院在河北石家庄召开第三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江华再次重申要依法从重从快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至1986年底,各级法院在“严打”斗争中共审判刑事案件140万件。其中,开国元勋朱德元帅的孙子——朱国华以流氓罪和强奸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再次表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严打”先后开展了三轮。在总结19831996年“严打”经验的基础上,2001年开展“严打”整治中,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严之有据、严之有理、严之适度、严之有效”等“严打”工作要求,保证了“严打”整治工作的顺利进行,使“严打”更加法治化、规范化。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胡云腾撰文指出,当时的刑事诉讼活动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和运动型特征,犯罪与刑罚的博弈呈此消彼长的态势。证据认定方面,主张抓大放小,不纠缠细节,刑事案件的证据只要符合“两个基本”(基本事实清楚和基本证据充分)的即可定罪量刑。这些做法一方面节约了司法成本,提高了司法效率;另一方面也在一些案件中出现了有效辩护很难落实,疑罪从有或疑罪从挂比较常见,冤假错案时有发生等后果。如前几年纠正的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河北聂树斌案安徽于英生案等重大冤假错案,都发生在这一时期。


转型调整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受贿案2000年)系我国首例副国级官员因受贿被处以死刑的案件,彰显了我国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该案从公开审理、案件旁听、新闻宣传、法庭布置、安保举措等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探索,奠定了审理职务犯罪大要案制度的雏形,并开创了多媒体数字法庭的先河。 


回忆当年,一审法官、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陆伟敏说,坚持对证据负责、对事实负责,案件才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群众的考验。“审理过程中,成克杰出现了一定的心理波动,对部分犯罪事实予以否认,专案组及时对此突发情况进行研究和部署,本着客观、中立的原则,针对成克杰翻供的部分再次对案件的证据进行了审查,对成克杰的心理疏通工作也同步进行,最终,在全面、严谨的事实和证据链条面前,成克杰翻供的部分无法站住脚跟,也就不攻自破了。”


谈起该案背景,于同志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党的十四大随即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社会治理越来越依靠法治。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1997年前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也相继进行了转型调整。全国人大将1979年刑法和20多个单行刑法整合为体系完备的刑法典,取消了类推制度,去掉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表述,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三大基本原则,刑法分则的条文从原来的103条增加到281条,对各种犯罪进一步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为防止开庭审判流于形式和先定后审,此次刑诉法修改将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改革为控辩式,强化诉辩平等对抗、法庭中立审判,强调证据裁判,加强诉权保障,突出了审判程序的决定、把关作用。


19976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第四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就树立正确的刑事审判理念、贯彻实施好新修订的刑法、刑诉法进行部

署。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指出,罪刑法定的核心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凡刑法分则没有明确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能再比照、参照有关条文定罪处罚;凡法律规定构成犯罪的,必须依照刑法对该犯罪所规定的具体刑罚作出正确裁判。罪刑相当、罚当其罪,是评判人民法院的裁决是否公正、公平的标准。在审理具体案件,适用刑法具体条文时,既要注意定罪准确,还要注意量刑适当;既要防止重罪轻判,也要防止轻罪重判,两者不可偏废。


新修订的刑法、刑诉法实施以后,刑事诉讼活动中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明显增强,当事人的诉权得到进一步保障,死刑适用受到严格控制,重刑率逐年下降,同时带动了刑事审判理念的转变,人们对刑罚的谦抑性有了更多的认同,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确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一时期耳熟能详的大案要案除成克杰案外,还有“世纪贼王”张子强案1998年)、湛江特大走私案1999年)、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2000年)、胡长清案2000年)等。


于同志介绍,199810月,我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这使我们得以用国际刑事诉讼准则来审视新修订的刑法、刑诉法,更加重视人权保障。而200112月,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进行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法律法规规章清理工作,对刑事审判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彼时随着“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略载入宪法,人民法院抓住机遇,于199910月印发《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在《关于〈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说明》中,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祝铭山指出,刑事庭审方式改革要针对刑事审判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依法保证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逐步提高二审案件和再审案件的开庭率。特别是死刑案件,只要被告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或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社会影响较大的,就要开庭审理。祝铭山强调,这比刑诉法的规定进了一步,目的是把死刑案件办成铁案。

 

宽严相济


2008年食用河北三鹿集团生产的奶粉的婴儿陆续被发现患有肾结石,随后在奶粉中发现化工原料三聚氰胺。事件迅速恶化,多个国家禁止了从中国进口乳制品。三鹿假奶粉案成为当年影响重大的食品安全案件。


2009121日,河北省石家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三鹿”刑事犯罪案犯张玉军、耿金平分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判处死刑。宣判后,张玉军、耿金平提出上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开庭审理,于2009326日裁定驳回张玉军、耿金平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依照刑诉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核准判处被告人张玉军、耿金平死刑的刑事裁定。


于同志说,在三鹿假奶粉案发前两年,党中央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方针。2006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第五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部署贯彻落实的措施。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宽严相济是党和国家一贯实行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基本刑事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是我们同犯罪分子作斗争必须坚持的策略。在依法严厉惩罚犯罪的同时,对于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要依法从宽处理;对于具有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也要依法予以考虑,最大限度地分化瓦解犯罪分子,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


为确保死刑案件审判质量,20071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全面收回下放26年的死刑案件核准权,要求对死刑二审案件全部开庭审理,统一死刑适用标准。《刑事审判参考》现任执行编辑、法学博士段凰正是在这一时期来到最高人民法院,迄今已从事了十年的死刑复核工作。段凰说:“死刑案件人命关天,死刑复核工作始终强调严把事实关、证据关和法律关。在认定事实和采信证据上绝对不允许出任何差错,在政策把握上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十年,段凰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死刑案件的质量显著提高,“这与司法理念的进步、司法体制的改革、刑侦水平的提高等因素是分不开的。这也是我们刑事法官努力工作的意义所在和继续奋斗的力量源泉。”



为把每一起刑事案件都办成铁案,2010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制定《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牢固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观念、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观念,依法、全面、客观地收集、审查、判断证据,严把事实关、证据关,切实提高刑事案件审判质量。”


这一阶段司法实践出现了死刑适用和重刑率明显下降,重大犯罪案件也随之下降的良性循环态势。刑事法网重在严密而不是严厉、刑事司法重在严格而不是严惩、控制犯罪重在宽严相济而不是一味严惩的理念得到确立。对此,胡云腾指出,从强调“严打”的刑事政策转变到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法治的重大进步。

 

良法善治


“对社会广泛关注的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案,由山东高院异地复查、公开听证,并由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提审,依法改判聂树斌无罪。”20173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作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时提到聂树斌案。


改判聂树斌无罪依据是什么?该案再审合议庭一致意见认为,原判认定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是聂树斌的作案时间、作案工具来源以及被害人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这些基本事实不能确认;二是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5天的讯问笔录、案发之后前50天内多名重要证人的询问笔录,以及可以证明聂树斌有无作案时间的重要原始书证考勤表缺失,导致聂树斌原在卷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有罪供述与在卷其他证据供证一致的真实性、可靠性存疑,本案是否另有他人作案存疑;三是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锁链,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也没有达到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定罪要求。


尽管聂树斌案因为王书金自认真凶而启动了复查和再审,但王书金案和聂树斌案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再审合议庭成员、审判员夏道虎表示,如果认定王书金是真凶,可以直接排除是聂树斌作案;而如果不能认定王书金是真凶,也不能就此认定就是聂树斌作案。


于同志说,与呼格吉勒图案“真凶出现”、赵作海案亡者归来”不同,聂树斌案是典型的疑案,证明不了也否定不了。正是在这种“不能完全否认”的存疑状态下,最高法院宣告无罪真正实践了疑罪从无原则,充分彰显了对人权司法保障的高度重视。因此,该案在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标志性意义。


其实,1997年刑诉法第一次修改即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对证据不足的案件,遵循程序正义和证据链条完整性的要求,自然就应该作无罪处理。但20年来从司法理念,到司法实践,再到社会心理,疑罪从无却总是呈现出“知易行难”的尴尬,更与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排除不足、律师权利未得到足够尊重等司法漏洞有着直接关联。


一段时期以来相继出现的刑事冤假错案令人反思,如何才能确保每一个案件都经得起事实、法律和时间的检验?20135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发表署名文章《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指出“完备的程序制度,能在最大程度上为防范冤假错案提供制度保障。比如说,指控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有罪,就应当依法宣告无罪;查明认定存在非法证据,就应当依法予以排除;在适用死刑上不能存在任何的合理怀疑,在定罪和量刑的事实、证据上凡存在合理怀疑者,坚决不适用死刑。”


2013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再次重申防范及纠正冤假错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强调,要坚持证据裁判,严格把握证明标准,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做到证据确实、充分,依法排除非法证据;要坚持最高质量标准,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切实做好冤假错案预防纠正工作,匡扶社会正义,发挥依法纠错对于推进公正司法、提升司法公信的正能量。


此次会议之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明确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等一批重大职务犯罪案件的公开审判,不仅彰显了党中央依法惩治腐败的决心,也因其审判活动规范、成效显著而成为刑事庭审改革的典范,对其他案件办理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引领效应。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实现程序正义的核心,而庭审实质化则是审判中心主义的应有之义。因此,此项改革在法院内部逐渐明确为庭审实质化改革。2017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三项规程”(即《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


司法改革环环相扣,不断向纵深推进,刑事法治亮点纷呈。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下级法院依法纠正数十件重大刑事冤假错案和多起涉产权刑事错案,声张了社会正义,保护了人权和产权。其中,念斌投放危险物质案予核准死刑发回重审后的二审庭审堪称庭审实质化的标杆。此案二审的两次公开开庭审理,12名诉讼参与人,31人次出庭作证或说明,6560小时的庭审,每个出庭人员平均接受交叉询问近1小时,针锋相对的激烈辩论,辩方对证据进行刨根究底的追问,双方专业人员对检验结论进行深入分析解读,使法庭真正成为审理案件的中心,最终作出了符合事实和法律的判决。

 

一个错案的负面影响,足以摧毁九十九个公平裁判积累起来的良好形象。执法司法中万分之一的失误,对当事人就是百分之百的伤害。走过改革开放40年,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工作依然警钟长鸣。丰硕的经验固然喜人,深刻的教训更为可贵。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我们期待刑事法治的理想全面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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